梅贻琦:最好的校长
作者:晏凌羊 发布时间:2018-01-26 15:09:50 本文来源于:晏凌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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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问我,电影《无问西东》里演技最好的人是谁?我的答案是祖峰。

  某次我看八卦,发现祖峰居然和赵薇、黄晓明、陈坤是同班同学,他还是班长。陈坤、黄晓明的颜值比较受市场欢迎,所以红得早。祖峰红得晚,但演技在线,向来演什么是什么。

  这次在电影《无问西东》里,祖峰饰演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角色:有“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之称的梅贻琦。

  祖峰真正演出了梅贻琦那种温文尔雅、志向坚定、胸怀大智慧的民国大师风范,让人觉得民国的校长就应该是他在电影里所表现的那样的。

  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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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今天这篇文章的主角,便是别有一番气象的梅贻琦。

  《无问西东》里最令人震撼和感动的故事,发生在哪个时空?我估摸着很多人会投“1937年的西南联大”一票。

  校舍虽破旧,但有大师坐镇。下大雨的时候,教室屋顶的雨声遮盖住了老师的声音,师生们静坐听雨,推开窗户往外看,有人在雨中钓鱼,有人在雨中奔跑。敌机在头顶轰炸,老师和同学们躲进山坳继续上课,甚至还不忘带上教具:恐龙化石。

  这再一次印证了梅贻琦所说的那句名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在大师之大。”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真正担当得起“国之重器”的称谓。

  有人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

  在抗战八年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一共培育了3882名学生,其中包括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以及各学科的创始大师、100多位人文大师。

  这是啥概念?是让人光听听、光看看就想跪拜的概念。

  为什么《无问西东》结尾字幕上出现民国那些大师的风采时,很多观影者会看得热泪盈眶?因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能结出这样“桃李满天下”的硕果,之后的大学很难再超越了。

  大学时候每次回老家,途经昆明我都会去西南联大旧址看看。那里有梁思成设计的教室,杨振宁坐过的桌椅,陈岱孙、沈从文等走过的足迹,冯友兰撰写的纪念碑文。西南联大当初能落址昆明,云南人何其有幸。

  2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踏入了华北,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

  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保护文化人才,国民政府基于“腾出空间,赢得时间”的战略考虑(大赞民国政府这一点),向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校长发出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

  接到公函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率领三校师生开始了徒步南迁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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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的临时大学

  随即他们发现,日军很快也要攻打到长沙,湖南很快也变得不安全了。

  于是,大部队继续南迁,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历经艰难抵达昆明,创建了“西南联大”,由梅贻琦担任校长。

  当时,张伯苓、蒋梦麟两位校长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三校南迁和主持校务,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

  梅贻琦本身有深厚学养,学贯中西、视野广阔、作风包容、性格圆融,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无人匹敌的责任感,他也能担此重任。

  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说,到了抗战中后期,反动势力猖獗,西南边陲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学生与教师的生活愈趋艰苦,再加之敌机对昆明频繁轰炸,不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且使联大校舍多处受毁。梅贻琦为了维持学校工作顺利运转,经常跑重庆寻求政府的支持,保证了办学经费、物质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致学生的就业安排。

  每年,梅贻琦必须亲自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说不定什么时间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等。

  1941年,他去了趟重庆,后来又去成都,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那时,他在一次会上说: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这番话,如今听来都很让人动容。

  在这里,我们要讲一个电影《无问西东》没讲到的小插曲。

  南迁之时,已经逃出北平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想到有约50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居然又折返了回去。

  这50克放射性镭是他自己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时被特别赠予的,这是一份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赵忠尧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将它带回祖国。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如果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他突然潜回北京,请梁思成开着一辆小轿车,冒着危险一同进入清华园,在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将盛装镭的铅筒找出。又借着朦胧的夜色,躲过日军的盘查,驱车返回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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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南迁的情形大概可能也许是这样的

  南迁过程中,他把这个宝贝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抱在胸前,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的胸部都被放射性物质给腐蚀烂了。

  那时候,西南联大校舍简陋、教授清贫,却很少有考试作弊、学术腐败、职称造假之类的丑闻,每一个师生都想为抢救文化、救亡图存作贡献,大家耐得住清贫,也守得住底线。

  在西南联大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件事,一名乞丐在大街上追逐朱自清先生乞讨,朱先生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艰苦岁月逼得教授们各自施展特长,聊以谋生,梅贻琦的夫人也曾上街卖过糕点。

  如今,我们想想梅贻琦,想想赵忠尧,想想那时候的大师们,再想想当今那些性侵学生、歧视女生、索贿受贿、搞各种潜规则的“大学教授”,真是哭都哭不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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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1948)。

  有人说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可是,这件事情已经相当了不起。

  那时候的大学校长,可不像现在这么好当。梅贻琦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学生们动不动就把校长赶下台(还可以这样操作?好民主啊)。

  但是,梅贻琦上台后,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们都很拥护他。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

  对待老师,梅贻琦用人唯贤。我们熟悉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自清,一个是华罗庚。

  任教清华之前,朱自清先后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扬州八中、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十中、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等校。

  从1920年6月到1925年8月的五年时间内,朱自清走马灯般地换了七个学校,都是中学,但因为有真才实学,他就是能到大学当老师。

  朱自清曾这样评价梅贻琦治校:“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1929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梅贻琦)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

  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接着,他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

  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当校长,梅贻琦没有一点官架子,他曾亲自到火车站接国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并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无问西东》里带着学生们在雨中跑步的马约翰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外国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

  那时,大学普遍不重视体育。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瞧不起体育,曾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上任后,将不得志的马约翰老师提为体育部主任,发展学生的体育技能。梁实秋就曾经因为不会游泳,被他判不及格,直到后来在水里学会了“狗刨”,才勉强过了关。

  对待学生,梅贻琦也是保护有加。1936年2月,“一二·九”运动余波,军车开进学校,军警来清华抓人。那一夜,全校熄灯,宪警摸黑走遍各个宿舍,却发现全是人去楼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乱抓了二十多位学生。

  谁干的好事?当然是梅贻琦。

  第二天,梅贻琦发表演说:“昨天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可不能退缩。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么……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和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执掌清华那么多年,梅贻琦从来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而开除过任何一个学生。在西南联大时,他也从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只是叮嘱学生们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都敢讲,但他也从来没有干涉过。

  直到今天,很多清华人依然觉得梅贻琦能代表清华的风骨,是他奠定了清华之魂,也是他将一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推进了国内名牌大学之列。没有他,就没有清华。

  4

  今天的人们,对梅贻琦的名字并不熟悉,对他的历史评价也态度暧昧,大概跟他在1948年的选择有关。

  1949年北平面临解放,梅贻琦也面临着是走还是留的选择。当时,周Sir和吴晗都竭力挽留他,可他还是选择去了美国,观望一阵之后去了台湾并出任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

  梅贻琦离开大陆,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立场,事实上,他向来是追求学术独立的一个人,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掺和也不关心。他当时之所以选择离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

  当时,他说: “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

  可以说,是这笔钱,救了他,让他免于被“十年浩劫”伤害。

  很多年后,梅贻琦对友人说:“我若留在大陆,只能有两个结局:一是做‘反革命’,一是做傀儡。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的,所以只能离开。”

  你看,他其实对政治形势还是有自己的判断。

  1949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前往美国处理“清华基金”保管运用事宜。

  他妥善管理清华基金,力求基金保值和增值,以充足的资金为学校添置设备和聘请教授。

  去到台湾后,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他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婉言谢绝。

  之后,他利用清华基金的利息筹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后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后来,他担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 年5 月19 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两个星期后,人们打开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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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

  清华大学建校源自庚子赔款,百年后,这笔款项仍在运作。即使到现在,新竹清华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

  震惊吗?我好震惊!

  换现在很多校长,如果手里有这么一笔钱,最大的可能会拿去干什么?废话!当然是建大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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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阅同梅贻琦相关的历史材料,都提到他的行事性格和原则,寡言慎行、低调含蓄、刚毅稳重,人们都习惯喊他“寡言君子”。

  梅贻琦也常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寡言、慎言,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来形容他的说话风格。

  在生活中,梅贻琦个性沉静。

  早年投考清华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在看榜的时候,别人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显得有些沮丧。惟有他始终是神色自若,单从面部表情,谁也看不出他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

  西南联大被日军的飞机轰炸时,也只有他不慌不忙地、镇定自若地疏导师生。

  据说当年飞往台湾时,大家都生怕赶不上趟,只有他不慌不忙安排好所有事宜后,提了个打字机、拿了两本书就上了飞机。

  我们讲到民国的大师,往往会讲到他们的感情生活。民国很多才子,感情生活那叫一个乱,很多人虽然有才,但在情感问题上往往一个比一个渣。

  可是,梅贻琦不是。

  梅贻琦早年家境还可以,后来父亲失业后,家境亦每况愈下,但父亲依然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后来,梅贻琦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又成为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

  留美学成回国后,他为了报答乡土养育之恩,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期间认识了在女青年会服务的、后来结为终生伴侣的韩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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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咏华照片

  两人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很快就订了婚。订婚前,韩咏华的同学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就这样,她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两个人感情甚好,梅贻琦从来没搞出过什么出轨啊、红颜知己之类的幺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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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贻琦和妻子以及长女

  西南联大期间,韩咏华为了补贴家用上街卖糕点。梅贻琦下班后经常去接老婆,甚至和她一起卖。

  梅贻琦就迟到过两回,但每一回迟到原因都让人心酸。

  为了给公家省钱,某回外出回昆明,他放弃坐飞机而是坐更便宜的邮政车,结果车开到半路坏了,搞得他很狼狈。

  有一回,因为帮夫人看糕点摊(夫人走开了迟迟没回),他上课迟到,很不好意思地跟学生们道歉。

  他从来不揩公家的油水,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但很懂得尊重妻子,也懂得体谅妻子的艰难。

  去到台湾办学后,他留妻儿在美国。那时他能领到的薪水微薄,支付不起妻儿在美国的花销,已经62岁的韩咏华毅然决然出去打工,先是在一家衣帽工厂做工,后转一家首饰店卖货,继之经人介绍到一家医院做护工,最后转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

  1960年6月10日,梅贻琦被诊断患癌,施行摘除手术,闻讯赶来的胡适等人给韩咏华发了电报,她才终于抵达台北与丈夫相见。两年后,梅贻琦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

  梅贻琦故去后,韩咏华于1977年落叶归根,回到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并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1993年8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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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纯粹的人么?我相信。

  只可惜他们大多出现在清末或民国。詹天佑算一个,梅贻琦也算一个。

  詹天佑用一生的时间做好了一件事:修铁路。而梅贻琦呢,用一生做好了办学者一件事。

  他有知识分子的品格与操守,有最清正的风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了这所大学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

  你知道梅贻琦是怎么做的么?他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

  梅贻琦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凭个人关系录取过一个“自己人”。现在的大学校长或老师,有几个能做到?

  掌管着丰厚的庚子赔款多年,梅贻琦分文不取。身为基督徒,他活得非常简朴。他辞去司机,自己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下厨。

  梅贻琦的清廉,是出了名的。

  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他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

  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一千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在研究清华校史时,曾经抱着“求全”心理,想找点梅贻琦先生的劣迹,但却一无所获。这充分说明,梅贻琦当时有多受爱戴。

  什么是纯粹?简单的来说就是拥有一颗纯粹的心,不为世俗所左右,不为权势、名利所束缚,明白什么是自己内心深处最本真的追求。这一生,能像一个孩子一样,用干净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用干净的手去触碰这个世界,用干净的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用干净的手段去造福这个世界。

  即使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所有暗黑的规则,他们依然能保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对于真善美有异乎寻常的敏锐感受力和珍惜之情。

  他们不一定是为了“要脸”而活成了一个纯粹的人,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就觉得人应该这样活,这样走过自己的一生。

  看芸芸众生,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正因为很多人做不到,所以不相信他们能做到。我们总倾向于拿着放大镜去找大师、伟人身上的毛病,发现一点劣迹就欣喜若狂。这种劣迹足以让我们心里产生这样一丝安慰:原来他也有这一面啊。那我这么活着,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我相信这世界上是有纯粹的人存在的,只是特别稀少。也唯其稀少,才能显出他们的珍贵。

  所以,如果下次你在哪儿见到梅贻琦的雕塑、肖像,就请在心里给他深深鞠一躬吧。

  总有一些人,值得被我们铭记、颂扬。

  他们才是中华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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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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